皇冠足球:娜塔莎之舞:俄国史的焦点意象与研究转向

admin 4周前 (08-31) 社会 12 0

“娜塔莎之舞”是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的一幕经典场景,它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俄国人东方与西方“两种灵魂”的撕裂。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建华教授以这个征象为切入点,先容了俄国史学界在语言—文化转向靠山下的改变,并为叙述了该若何确立“中国的俄罗斯学”。

本文整理自张建华教授的线上讲座“从娜塔莎之舞提及——俄国史研究已经转向和若何转向”,文稿经主讲人审定。该讲座系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全球头脑史研究中央主理的“全球头脑史2020年暑期系列讲座”第七讲,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孟钟捷教授主持。

张建华教授现任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外文化交流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西欧同砚会留苏(俄)分会理事,历久以来从事俄国(苏联)头脑文化史、俄国(苏联)外交史、中俄关系史与俄国汉学史、天下近现代史的研究。张建华教授曾介入许多国家社科基金的研究项目,出书过《帝国风暴:大变革前夜的俄罗斯》《头脑之镜:知识分子与苏联政治变迁》《俄国史》等与俄国史研究相关的著作。

张建华著《帝国风暴:大变革前夜的俄罗斯》书影

这场讲座涉及如下内容:第一,为什么说“娜塔莎之舞”是俄罗斯历史和文化的焦点形象?“娜塔莎之舞”这个词听起来很美妙,其背后包罗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可能更深刻。第二个问题经常被海内外学术界忽视,20世纪初,在语言学界和哲学界曾经刮起一股“语言学转向”之风。20世纪40-50年月,这股风刮到了历史学、社会学领域。随后的20世纪80-90年月又泛起了“文化转向”,它是在哲学界、语言学界、历史学界同时举行的。它们也被合称为“语言—文化转向”。虽然这个词经常与美国的哲学家、语言学家们,以及英、法、德等其他国家的学者们相关联,但苏联(俄国)是这场国际学术风潮中被忽视的策源地。第三,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二三十年间,国际俄国史学界事实发生了什么,即发生了怎样的“转向”?第四,在国际俄国史学界已经发生重大转变时,中国的俄国史学界又该做些什么,以及是否可以确立“中国的俄罗斯学”这一学科?

“娜塔莎之舞”——俄罗斯历史和文化的焦点形象

《战争与和平》是列夫·托尔斯泰最著名的作品。托尔斯泰一生中写了百余部作品,类型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童话等,内容普遍,甚至包罗他对宗教的思索以及对中国文化和汉学的叙述。毫无疑问,托尔斯泰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和头脑家。在托尔斯泰所有的作品中,《战争与和平》排在第一位。托尔斯泰用了快要六年时间完成这部作品,书中讲述的是从1805年到1820年第一次“卫国战争”,即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俄国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举行的战争前后的一个故事。下图展示了三个版本的《战争与和平》,这三个版本在封面的选择上就有异曲同工之处——舞会的场景。下图俄文版和英文版小说封面选取了瓦伦丁·亚历山大罗维奇·谢洛夫的统一幅画。

差别版本的《战争与和平》封面

《战争与和平》讲述了四大贵族家族的故事,以安德烈为代表的保尔康斯基家族向来忠君爱国,以保家卫国为荣。以皮埃尔为代表的别祖霍夫家族则以为富不仁著名,以发财致富为目的。皮埃尔原本是他父亲的私生子,一直处于尴尬的田地。父亲的突然殒命让皮埃尔获得了继续所有遗产的机遇。因此,他一夜之间从被鄙夷的弃子酿成了莫斯科上流社会的宠儿。库拉金家族也为富不仁,并以攀援上流社会著称。在皮埃尔飞黄腾达之后,原本看不起他的库拉金公爵甚至把女儿海伦先容给了他。第四个家族是罗斯托夫家族,他们中也有像安德烈那样为国捐躯的武士,娜塔莎就是这个家族的成员。在《战争与和平》中形貌了两场舞会,其中上图封面所绘的就是安德烈在舞会上遇到娜塔莎的场景。当安德烈从战场上回来时,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他心里十分悲痛。之后,他在舞会上遇到了那时只有十五岁的娜塔莎,两人相识相爱,厥后有了婚约。虽然他们厥后曾毁掉婚约,然则最终安德烈照样回到了娜塔莎身边,那时他身负重伤,最后死在了娜塔莎怀中。他们二人相遇的那场舞会是富丽堂皇的上流社会外交场所,而小说中的另一场舞蹈排场则更具有代表性:一次娜塔莎和她的两个弟弟——别佳和尼古拉去了一个住在农村的远房亲戚家中作客,她对农村的一切都感应新鲜。当娜塔莎与叔叔谈话时,突然听到了民乐声,这位贵族小姐就不自觉地随着音乐跳起了舞。她的亲戚——那位农村大叔也抱起吉他,弹奏了一首悦耳的乐曲。娜塔莎作为一位贵族小姐,在农民的家中,和着民乐,跳起了得体的农民舞蹈。大叔的女管家阿尼西娅递给了娜塔莎一块手绢,娜塔莎也很自然地接过来继续舞蹈。拿着手绢舞蹈在贵族的舞会上是绝对不会泛起场景,但在这座农村小屋中娜塔莎云云做了。关于这段“娜塔莎之舞”的形貌,著名翻译家草婴是这样翻译的:“这个受过法籍女侨民教育的伯爵小姐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刻和怎样从她呼吸的俄罗斯空气中吸取了这种精神?……她做得恰如其分,而且是这样准确,完全准确,以致阿尼西娅·费奥多罗夫娜立即把那条她非用不可的手绢递给她……”

绘画《娜塔莎之舞》

托尔斯泰的著作著名于世,罗曼·罗兰曾说过:“《战争与和平》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作品,是我们时代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优美新天下》的作者,英国著名小说家赫胥黎也曾赞美《战争与和平》,他警告人们万万不要读《战争与和平》,由于读了之后,就不是原来的自己了。而苏联著名作家巴别尔在谈到《战争与和平》的时刻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实在人一生不需要读太多的作品,七八本足矣。然则为了选出这七八本,需要先看三四千本书。在俄罗斯这些灿若群星的作品中,第一个应该读的就是《战争与和平》。”因此可以说《战争与和平》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代表著作,也是天下文学中的一块瑰宝。

但最先把这部作品酿成影戏的并不是苏联人,而是美国的好莱坞。1956年,在美苏关系最先缓和之后,签订了《美苏文化交流协定》。在此靠山下,好莱坞把《战争与和平》搬上了银幕。在这部影戏中,饰演娜塔莎的是奥黛丽·赫本,饰演皮埃尔的是亨利·方达,饰演安德烈的是梅尔·费勒。然则这部影戏拍完后让苏联人很不喜悦,这主要有两个缘故原由:第一,苏联人以为自己的宝藏被抢走了;第二,赫本虽然优美,但并不是俄国人。苏联人甚至奚落这一版影戏的海报并不是《战争与和平》,而是反映美国南北战争的《乱世佳人》。因此,1965年邦达尔丘克(Сергей Фёдорович Бондарчук)在苏联政府的支持之下,拍出了长达六个小时,共分三集的《战争与和平》。影戏的男女主角的饰演者分别是吉洪诺夫(Вячеслав Васильевич Тихонов)和萨维里耶娃(Людмила Михайловна Савельева)。此影戏一出,便在莫斯科国际影戏节上获奖,然后英文版又被输送到西欧区域。这两版影戏背后的故事不仅可以作为影像史学的话题,也可以作为历史学研究的质料。

“娜塔莎之舞”揭开了俄国历史上的一个伤痕:娜塔莎作为一位贵族小姐,应该在豪华的镜厅、大宫廷,而不是在叔父的小木屋里舞蹈。接受过上流社会熏陶的小姐在听到民乐后竟然后以尺度的农民方式跳起了舞,也就是说,在这位贵族小姐体内,居然有着农民的热血和兴趣。而这个舞蹈的场景也展现了从18世纪初彼得一世以来推行的大规模欧化改造所带来的俄国社会的盘据:彼得大帝在从欧洲回来之后,从“剃须断袍”入手,使俄国社会最先了大规模欧化和西化的历程。改造的效果是泛起了上层的欧化,包罗语言和生涯习俗的改变;而通俗的下层国民照样过着原来的生涯,住在俄式的小屋中,留着传统的大胡子。那时彼得堡是欧化的代表,而莫斯科则是落伍的本土俄国的象征。彼得一世改造的一个消极效果就是撕裂了俄罗斯的社会。有许多学者、政治家都对彼得一世的改造做出了评价,好比马克思以为彼得大帝“用野蛮征服了俄国的野蛮”。随后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继续推进欧化的改造。彼得大帝更多地是把西方的先进技术引入俄国,而叶卡捷琳娜二世则在启蒙头脑的影响下,把欧洲的典章制度以及自由、民主、同等的头脑引进俄国,这更加剧了俄国社会的盘据。

小木屋里的娜塔莎之舞

因此,19世纪初的恰达耶夫(Петр Яковлевич Чаадаев)在其《哲学书简》中明确指出:“我们没有继续彼得大帝的事业,我们又回到了东方的俄国。” 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使俄国感应了疑心,由于这场战争本是代表欧洲人的俄国人攻打东方的异教徒奥斯曼土耳其,但之后英、法、意大利等“尺度的欧洲人”却辅助土耳其打败了俄国。在这样的靠山下,俄国的知识分子们最先思索“我们是谁”的问题。于是达尼列夫斯基(Николай Яковлевич Данилевский)在1863年出书了其最著名的作品《俄国与欧洲》(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他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完整地提出文明史观的学者。虽然之前的狄德罗、伏尔泰曾使用过文明史观的看法,然则并没有使这个看法变得厚实、完整。而在《俄国与欧洲》这本著作中,达尼列夫斯基明确指出从希腊罗马以来,人类有八种文明。他使用的是“历史文化类型”这一看法,并以为它犹如人类的机体,有生老病死的历程。他以为,希腊罗马文明已经衰落,伊斯兰文明也衰落了,只有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斯拉夫文明正如日中天。他在书中明确示意俄国不是欧洲,俄国有自己怪异的文明和文化。而“娜塔莎之舞”撕开了自18世纪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大规模的欧化历程以来所造成的社会裂痕。到20世纪初,对于这个问题的思索仍然没有住手,例如高尔基提出了“两种灵魂说”。他以为俄国人有两种灵魂,形成东方和西方、提高和落伍、白色和漆黑等对立。张建华教授以为这可能更多是从革命和激进主义角度举行的思索。

在19世纪俄国贵族的生涯经验中,简直存着这种“撕裂”。之前提到的恰达耶夫、达尼列夫斯基都是贵族,而恰恰是他们思索了“我们的根在那里”这样的问题。克里米亚战争之前,俄国贵族们以为自己的“根”是与欧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然则在这场战争中,欧洲人团结异教徒匹敌俄国。就是在那时,俄国的知识分子们提出了自己“无根性”的反思。他们不认可自己与农民一样有着“东方情结”,但欧洲又不能接纳他们。他们曾经对欧洲顶礼膜拜,可以流利地说法语、德语、英语等欧洲语言,对黑格尔、康德、狄德罗、伏尔泰等人哲学的明白也不逊色于德国、法国人,但却被欧洲人视为“欧洲大门口的陌生人”。这种反思显示在《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和娜塔莎身上,在他们的血液中有着俄罗斯人的“基因”。因此,当他们听到农民的音乐时,会自然地手舞足蹈,回归到俄罗斯文化、头脑、性格的门路上来。

沃尔康斯基公爵(Серге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Волконский)人生的几个阶段

上图中的人物是沃尔康斯基,他是1825年12月14日十二月党人起义中的一位首脑。那时,青年贵族军官们趁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驾崩,其弟弟尼古拉尚未继位,在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发动了一场大起义。介入起义的青年贵族军官中的部门人曾是尼古拉的密友、同砚,但他们照样站到了新沙皇的对立面上。起义被镇压后,5位向导人被推上绞刑架,百余位起义的主要介入者被流放至西伯利亚,流放地中包罗距中国不远的赤塔。沃尔康斯基的军衔曾是上校,在起义失败后,他先被流放到了赤塔,等年老体衰之后才被准许在伊尔库茨克安家。在第一幅画像中可以看出,沃尔康斯基年轻时代风流倜傥,可谓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特权阶层后裔;而在中央的照片中,沃尔康斯基已历经亡命,历尽沧桑,虽然他脸上还留有一点贵族的神情,但更多展现出了通俗人的形象;在最后一张照片中他已是晚年安居伊尔库茨克家中的通俗老者形象。沃尔康斯基的形象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最初,由于他是公爵,周围的人会尊称他沃尔康斯基公爵。逐步地,他被人们称为“农民的公爵”、“我们的公爵”,甚至是“自己的公爵”(свой князь),在俄罗斯人的来往中,“自己的”这个词用来示意很亲近的关系,这说明沃尔康斯基完全被认同了。沃尔康斯基形象转变的历程反映了在骨子里有真正的俄罗斯人情结然则在行为举止上完全欧化的贵族,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回归了俄罗斯性格、俄罗斯精神的个性。换言之,沃尔康斯基最初“撕裂”的“两种灵魂”最后融合成了“一种灵魂”,他终于修炼成了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

玛丽亚·沃尔康斯卡娅女公爵(Мария Николаевна Волконская)的差别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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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的女士是沃尔康斯基的妻子,她也身世于贵族,名为玛丽亚。在俄语中有一个词“十二月党人”(декабрист),此外另有一个与之响应的“女十二月党人”(декабристка)的说法,然则在1825年加入起义的队伍中并没有女性。之以是有“女十二月党人”这一称谓,是由于这些女性是加入起义者的妻子或女友。起义失败后,介入的贵族军官们遭受了责罚,或被正法,或被流放,而这些女性面临了与前者断绝关系或者失去贵族身份的决议。感人的是,这些女子中没有一人选择与丈夫或男友断绝关系,她们也整理行装,一同前往艰辛的西伯利亚流放地。玛丽亚也随同沃尔康斯基公爵前往西伯利亚,并在1863年8月10日去世。她去世时仅有55岁,这可能是由于在赤塔、伊尔库茨克等地的生涯条件远不如彼得堡等大城市。在西伯利亚一切都要自食其力,玛丽亚要教自己的孩子上学,还要给当地农民办启蒙学校。从上图玛丽亚晚年的照片中,已经很难看出她是一位贵族,而更像是一位来自“外省”,眼光坚定、穿着体面的女性。在人生中的种种履历之后,这位女贵族也完成了自己“两种灵魂”的格斗,最后它们合二为一,她也酿成了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

张建华教授以为,列夫·托尔斯泰的一生也是“两种灵魂”矛盾、妥协到最后连系成一体的历程。1928年,托尔斯泰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在他1岁半和9岁时,母亲和父亲便先后去世。然则托尔斯泰有伯爵的身份,而且继续了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以是他早年的生涯正如他小说中展现的贵族生涯那样,行为放肆、始乱终弃。但托尔斯泰在结婚后,逐步发生了转变,尤其是1869年,托尔斯泰的人生中发生了“阿尔扎马斯之夜”。阿尔扎马斯是俄国南手下诺夫哥罗德四周的一座小镇,小镇生产大鹅。那时托尔斯泰前往那座小镇处置田产,天色已晚,于是他在小镇夜宿。但晚上托尔斯泰突然从睡梦中醒来,之后感应异常恐惧,似乎有声音在提醒他,不能再像原来那样了。这次事宜后,托尔斯泰履历了人生中的重大头脑转折。虽然托尔斯泰解放了庄园的农奴,为他们的子弟办幼儿学校,给孩子们写童话,甚至将自己揭晓作品所得稿费无偿捐出,然则在晚年,他依然无法和谐自己“两个灵魂”的决战,最终在1910年离家出走,并在一个三等火车站去世。

列宾的《托尔斯泰在耕地》

若是不稀奇提醒,通俗人也许料想不到上图中这位头戴农民的帽子,留着大胡子,赶着两匹马的农民是赫赫著名的托尔斯泰。那时人们以为俄国有“两个沙皇”:一个是在彼得堡的冬宫里作威作福,让人憎恶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另一个则是“文学沙皇”托尔斯泰。正因云云,以赛亚·柏林在他的名著《俄国头脑家》中提出,托尔斯泰自以为是一只刺猬,但实际上他是一只狐狸。这里借用了希腊诗人阿基洛科斯的诗句“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来举行比喻,柏林以为,托尔斯泰以为自己是“一根筋”的刺猬,但他的头脑实在是多元的,其中包罗他贵族与平民、欧洲与俄罗斯的“灵魂”的连续斗争。到了晚年,托尔斯泰的“两个灵魂”终于杀青妥协,使得他成为“真正的俄罗斯人”。托尔斯泰的宅兆也很简朴,难以想象一位“文学沙皇”的宅兆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土丘”。奥地利作家茨威格1928年到苏联接见,观光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后他异常感动,写下了《世间最美的宅兆》,赞美托尔斯泰的宅兆比荣军院大理石苍穹下拿破仑的墓穴、魏玛公侯之墓中歌德的灵寝、西敏寺里莎士比亚的石棺更伟大、高尚。

英国是一个史学大国,在20世纪历史学的生长历程中,英国史家们起了主要作用。在英国的史家中,有许多学者以研究俄国史或苏联史起身,抑或两者兼修,其中包罗上面提到的以赛亚·柏林、《历史是什么?》的作者爱德华·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现代史学主要趋势》的作者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等。在这些历史学家中,有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这就是1959年出生的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虽然费吉斯还对照年轻,然则其学术成就已异常突出。他可以被称为一位“现代派”的史学家,他有自己自力的主页,这可能是老派的史家们所没有的。费吉斯异常用功,已经揭晓了俄国(苏联)史相关著作十余种。由于其作品可读性较强,以是很脱销,而且已经被翻译成70多种文字,他的《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涯》、《古拉格之恋:一个恋爱与求生的真实故事》、《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等作品也被译成了中文。张建华教授曾为《娜塔莎之舞》一书撰写导读,其中谈到了一个征象:这本书出书之后获得了许多学者的赞美,好比俄国史教授卡洛琳·布鲁克(Caroline Brooke)在书评中强调:“奥兰多·费吉斯的故事并不新颖,但它涉猎普遍而且讲得漂亮。带着他对生动散文的精妙的眼光,他描绘的天下变得栩栩如生。作为一部专门写给通俗读者的著作,《娜塔莎之舞》可能没有直接迎合到《革命的俄国》(Revolutionary Russia, 1891-1991: A Pelican Introduction)的读者的品味。但阅读这本书完全是一种享受,它也同样值得珍藏。” 然则同时,也有英国学者对费吉斯提出了指斥,称其为“历史发明家”,以为他的著作中泛起了许多瑕疵与硬伤。例如蕾切尔·波隆斯基(Rachel Polonsky)对他的写作气概提出了疑义,以为《娜塔莎之舞》具有过多的文学性,让人无法判断其事实是历史著作照样小说,其内容事实是史实照样虚构。张建华教授发现,费吉斯的叙史方式——史学与文学连系正好成了他的最大优点和最大瑕玷。他的著作险些每本都获得了普遍的社会回响,甚至还获得了来自文学领域的褒奖。而对他的指斥也是由于其作品的文学性和史实不足。《娜塔莎之舞》的写作气概和社会熟悉反映了两大信息:第一,俄罗斯文化的本质特点是文学中央主义;第二,史学和文学相连系的新文化史誊写方式已经悄然来到俄国史学界。

俄国史研究的转向

俄罗斯文学理论家利哈乔夫(Дмит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 Лихачев)曾说:“俄罗斯文学另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喜欢文献’,喜欢事务性的散文文体。文献始终是编年史的组成部门……这也给编年史的气概打下了烙印:主要性使编年史的叙述变得较为华美和高尚。”他谈到一个看法,从19世纪以来,俄罗斯的文学作品具有史学的特点。换言之,利哈乔夫以为,19世纪的俄国作家(也包罗诗人、画家、戏剧家)实在是多重身份和多重经受群集的形象。张建华教授举了详细例子:托尔斯泰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照样一位头脑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不仅是心理意识流的小说,在更深条理上还显示了俄罗斯哲学与东正教神学;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中不仅有典型人物,作品背后另有重大的历史事宜支持,或者说,他的每部作品都反映了重大的历史征象和问题。

谈到俄罗斯文学时绝对绕不外普希金。俄罗斯人用“太阳”和“月亮”赞美最伟大的诗人,阿赫玛托娃被称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而“俄罗斯诗歌的太阳”这一称呼被送给了普希金。中国的读者对普希金的《叶甫根尼·奥涅金》和《上尉的女儿》等作品已经耳熟能详,但许多人并不知道,普希金在写作《上尉的女儿》时另有一部“副产品”——《普加乔夫暴乱委曲》。

《上尉的女儿》讲了这样的故事:一个青年军官要到白山要塞上任,在路途中遇到了暴风雪。在他迷失方向,啼饥号寒之际,一个哥萨克救了他。为了谢谢哥萨克,青年军官将自己的皮大衣送给了他,之后,两人依依惜别。厥后,青年军官凭自己的聪明才智获得了白山要塞司令米罗诺夫上尉和司令夫人的喜好,他们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这位军官。但好景不长,普加乔夫起义军来到了城堡,并将其攻陷。当青年军官和他的妻子被押送普加乔夫的眼前时,军官才发现普加乔夫就是那位哥萨克……普希金在获得特赦后,以创作《上尉的女儿》为由向尼古拉一世请假。之后,普希金来到普加乔夫起义曾经由的奥伦堡等地实地考察。在搜集好素材后,普希金创作了《普加乔夫暴乱委曲》和 《上尉的女儿》。《普加乔夫暴乱委曲》显然是一部历史著作,在本书的前言中,普希金写道:“这本历史著述是我留下的作品的一部门。它包罗了政府宣布的关于普加乔夫的所有资料,以及在我看来,外国作家以为可信的相关资料。我也有机遇使用某些手稿、遗留和在世的见证人的证词……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在被允许出书普加乔夫质料的情形下,将很容易修正和弥补我的事情,这个事情虽然是不完美的,但却是认真的。”普希金以一个历史学家的形象泛起,向人们先容自己的历史著作,告诉人们他接纳了可信的史料,而且对史学有认真的态度。

回到《战争与和平》,这本书中写到了1805年-1820年的俄国历史事宜,书中前后泛起了五百多小我私家物。然则,在著作的尾声,安德烈、皮埃尔、娜塔莎等小说主人公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段理论叙述。托尔斯泰此时已经按捺不住,要举行历史学、哲学的叙述,因此他留下了一段文字:“有些传记史家和个体民族史的史家以为这种气力是英雄和统治者先天的权力。根据他们读历史的阐释,历史事宜的发生完全是由拿破仑之流、亚历山大之流的意志所决议的……”这段文字讨论了到底是英雄缔造历史,照样人民群众缔造历史。若是不稀奇标注出处,它可能会被以为是某位历史哲学家、先贤所说。但这是托尔斯泰在脍炙人口的《战争与和平》最后要给读者留下的叙述。这也正是文学中央主义的体现。在帝俄时代,由于沙皇政府确立了“武装到牙齿”的书报审查制度,那些直接谈论社会现实的历史学、哲学著作可能不被允许出书,于是作家不得不接纳“春秋笔法”,通过文学、诗歌甚至绘画的形式来显示人们对社会不公正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畅想。

接下来,张建华教授讲述了新文化史对俄国史研究的意义。新文化史可以算作一个新生事物,而文化史自己实在也是“新生事物”。19世纪20年月以来,兰克史学占有了绝对的统治职位。正如彼得·伯克在《什么是文化史》中所说的,文化史曾是学科森林中被人们瞧不起的灰姑娘。提到兰克就不应遗忘兰普莱希特(Karl Lamprecht)。他在兰克在世的时刻就不受重视,在兰克去世后又被其门生们倾轧。兰普莱希特在其多卷本《德意志史》(Deutsche Geschichte)中强调自己将用“文化史”来誊写作品,他想要去关注被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所淹没的“真正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历史”。当他的《德意志史》出书之后,在德国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部作品成了每年召开的德意志国家历史学会的钻研会上的批判工具。张建华教授以为兰普莱希特可以说是以一人之力,面临整个德国的历史学界。实在,兰普莱希特的方式论也有支持者,好比德国以外的历史学家、德国的青年历史学家和德国的中学历史西席们。然则这些人并不能撼动兰克史学这棵“大树”,于是兰普莱希特在这场连续了十余年的对战中只得一再退却,甚至可以说是身败名裂。因此彼得·伯克把文化史比作“灰姑娘”并不夸张。

厥后,形势发生了转变。20世纪初,“语言学转向”首先泛起在了哲学界。40-50代,这场转向进入了史学领域。1989年,以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主编的《新文化史》为标志,又最先了历史学的“文化转向”,而且泛起了“新文化史”的看法。彼得·伯克在谈论“新文化史”时,提到了对“新文化史”孝敬最大的四位学者。其中一位是来自法国的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他最大的孝敬是提出了三个看法:场域(field)、资源(capital)、惯习(habitus)。张建华教授以为这三个看法可以与布罗代尔的“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相连系:“场域”就是代表结构转变的“长时段”;“资源”就是代表形势的“中时段”;“惯习”则是小我私家的习惯和对形势的明白。第二位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他最主要的孝敬是“知识谱系”的提出。第三位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是德国历史学家、哲学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文明的历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这本书从文化的视角对文明、教育、文化等看法做出了思索。最后一位则是米哈伊尔·巴赫金(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Бахтин)。彼得·伯克在《什么是文化史》中示意,巴赫金的孝敬在于提出了“多音性”(或译作“复调”)、“多语性”和“杂语性”。彼得·伯克是英国的新文化史人人,他有资格谈论什么叫新文化史,也有资格评价谁对新文化史的孝敬最大。而他以为,在上述四位理论家中,苏联的巴赫金占第一位。另一位学者戴维·钱尼(David Chaney)在所著的《文化转向:现代西方文化史概览》(英文原名为Culture Turn: Scene-setting Essays on Contemporary Cultural Theory)中也以为巴赫金的孝敬是最大的。

巴赫金一直是一个想和苏联政权保持一致的人,但他却始终被苏联政权视为“持差别政见者”。巴赫金结业于圣彼得堡大学的历史语文系。在1929年的一次秘密集会上,他谈论了康德的作品,效果被苏联的内务部门视为反苏分子逮捕,并流放到了哈萨克斯坦。流放时代,他的一条腿被打断了,这条断腿的后遗症随同了他终身。流放竣事后,他找不到事情,只能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四处落难。最后去了摩尔多瓦,并在当地的师范学院文学教研室担任教职,直至退休。因此有学者以为巴赫金是一位“亡命者”,他的“灵魂”在海内亡命。他写的著作和文学谈论也无法以自己的名字揭晓,只能以假名或者密友的名字揭晓。1975年巴赫金去世之后,在苏联泛起了“发现巴赫金”的热潮。人们突然发现巴赫金是“宝藏”,然则以他自己的名字揭晓的作品,却寥若晨星。巴赫金主要研究法国作家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和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他以为小说是“复调”的,也就是主人公讲的每一句话所包罗的意思是多重的,主人公所代表的角色也是多重的。总之,需要从各个方面来明白一部作品和它所表达的意义。他还提出了另一个理论:小说是开放的文本。小说是作者与文中主人公的对话,而读者除了浏览小说之美外,也在与作者举行对话。“小说对话理论”“复调理论”“文本开放理论”“狂欢化理论”等,这些是巴赫金最主要的几个看法。

巴赫金在苏联海内虽然一直被视为不被政府所关注的人,然则20世纪50-60年月,巴赫金的名声就已经传到了外洋。这与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密切相关,他的名气远远大于巴赫金,他名字经常和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联系在一起。雅各布森结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语言系。20世纪20年月,雅各布森在莫斯科建立了“莫斯科语言学派”,即形式主义的语言学派。他与另一位形式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Виктор Борисович Шкловский)并驾齐驱。然则厥后雅各布森亡命外洋,去往德国、法国、美国,他的头脑也从形式主义转为了结构主义。雅各布森主要研究的是诗歌,他以为诗歌和小说不一样,诗歌讲求的是独白,它自己就具有文学性。他提出语言在举行流传时需要有发信者、受信者、渠道、符号、象征、意义,即“语言六要素”。20世纪50年月末,雅各布森在与从苏联出来的学者举行交流时,知道了在苏联海内被倾轧巴赫金。而且他也读到了巴赫金的作品,感应异常惊讶,并最先在西欧各国先容巴赫金。因此,巴赫金的名声虽然在海内被掩埋,但却著名于西欧各国。

李工真教授以为20世纪泛起了至少4次知识的“大离散”,而他本人研究的是“第二次大离散”。第二次天下大战前后德国大量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人文科学领域学者或由于犹太人身份,或由于不愿与纳粹同流合污而逃往外洋。他们与西欧学界举行头脑交流,甚至对西欧的头脑文化、科学技术生长带来了主要影响。张建华教授以为20世纪另有几回“大离散”:第一次是两次天下大战时代许多俄国、苏联的学者来到欧洲,这些人中包罗雅各布森、以赛亚·伯林和科耶夫(俄文原名Александръ Владим?ровичъ Кожевниковъ)等;第三次则是1964年苏联政府批准移民以色列之后,大量苏联的犹太人移居以色列,其中就有许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的学者,20世纪60年月也是苏联“持差别政见者运动”最猛烈的时期,当苏联政府对其打压之后,包罗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在内的大量“持差别政见者”于70年月亡命外洋。第四次是苏联解体之后由俄罗斯海内向西欧国家“大逃离”的知识分子流转历程。这些事宜都对西欧的头脑文化和科技发生了巨大影响。巴赫金和雅各布森也生涯在这一靠山之下。不管是彼得·伯克照样戴维·钱尼都以为,在“语言——文化转向”历程中,巴赫金、雅各布森等人的头脑都对新文化史发生了主要影响。在俄文著作《开放的结构》(Открытая структура: Якобсон-Бахтин-Лотман-Гаспаров)中也强调了这些俄国(苏联)学者开创的风潮对新文化史发生的影响。为什么雅各布森、巴赫金等人自己并不是历史学家,甚至也不是文化学家,然则他们的头脑能够影响到历史方面?张建华教授以为,其主要缘故原由之一是20世纪上半期,学术潮水在发生分化、整合的巨大转变。另外,雅各布森和巴赫金身世与成长在文学中央主义的历史文化靠山下,他们所受的教育与此密切相关。这使得他们对哲学、语言学、文学等问题的思索能给史学以辅助和启示。

接下来,张建华教授谈到了在新文化史的靠山下俄罗斯学界发生了怎样的转变。1991年苏联解体,而1993年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在其《文明的冲突与天下秩序的重修》一书中给俄罗斯“当头棒喝”:他以为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异常悲剧性的民族,不知道自己从那里来,不知道自己是谁,更不知道自己往那里去。亨廷顿还断言,以斯拉夫和东正教为代表的文明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在“亨廷顿之问”的靠山下,俄罗斯学者迫切需要寻找出路,于是在俄罗斯泛起了“文化史中兴”和“文化学建立”的征象。所谓“文化史中兴”,是由于之前在俄国历史的宝库中有过文化史这门学科,只不外在苏联时期文化史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学问”而打压殆尽。“文化学建立”则是真正的新生事物,在20世纪90年月,“文化学”这一学科普遍泛起在俄罗斯大学中,其研究的问题包罗庄园史、知识分子头脑史、习惯史、决战史等等。在哲学系、社会学系、政治学系中也纷纷设立文化学教研室。1996年俄罗斯教育部设立了文化学的副博士学位,而2000年设立了文化学博士学位。随同着文化学的泛起,用文化学的理论来研究俄罗斯文化的“俄罗斯学”也诞生了。“文化史中兴”与“文化学建立”是用文明史观的理论来还击亨廷顿,由于俄罗斯学者以为,亨廷顿不外是借鉴了汤因比的理论,而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的理论源于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而后者的理论则可能继续了达尼列夫斯基的文明史观。

俄罗斯学界在新文化史转向后揭晓了许多功效,张建华教授推荐了3本当今俄罗斯的文化史和文化学方面的代表著作:沙波瓦洛夫(Виктор Федорович Шаповалов)的《俄罗斯学》(Россиеведение)、康达科夫(Игорь Вадимович Кондаков)的《文化学:俄罗斯文化史》(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история культуры России)和谢缅尼科娃(Любовь Ивановна Семенникова)的《天下文明配合体中的俄罗斯》(Россия в мировом сообществе цивилизаций)。除此之外,另有一本“极端”的功效——安东·乌特金(Анто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Уткин)的《环舞》。乌特金是作家、导演,获得了2004年的“亚斯纳亚·波良纳文学奖”,而其小说《环舞》获得了2015年“全俄历史学和社会学奖”。虽然乌特金的职业与历史学看似无关,但他1992年结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文献学教研室。2016年乌特金携其《环舞》来到中国加入读者见面会,谈到历史学专业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时,乌特金以为这个专业使自己有机遇阅读和研究一些凡人很少能够接触到的史料,这对于文学创作题材的选择很有辅助。以《环舞》为例,小说讲述了19世纪俄罗斯青年军官的故事,他曾加入许多历史流动,包罗镇压高加索、波兰的反俄起义,书中谈及了他对文化的感受。这是新文化史靠山下现代俄罗斯史学的一个转变,而且此类转变在中国也发生了。好比,王笛的《袍哥》就获得了2019年首届“吕梁文学奖”非虚构类作品奖,其获奖词中写道:“……是考察历史与叙事、文学与史学关系的绝佳例子,是现代史学致敬本土史传统的一次乐成实验,同时为非虚构写作提供了方式论启示”。在其他国家也有这样的例子,好比蒙森(Theodor Mommsen)的《罗马史》就获得了1902年诺贝尔文学奖。

接下来张建华教授先容了在新文化史的打击下西欧学界俄国史研究中发生的转变。在苏联解体后,西欧学界对“展望禁绝”的重大失误睁开反思,由于苏联解体是以一种“突然殒命”的特殊方式泛起的。1991年12月8日,3位斯拉夫国家向导人在白俄罗斯的别洛韦日森林突然提议“苏联解体”的倡议,宣布作为国际法主体的苏联住手存在。这种情形使得西方“吓出了一身冷汗”,由于苏联是一个核大国,核武器普遍漫衍在其加盟共和国的领土中,若是苏联发生内战,就可能殃及整个天下。西方的战略家、国际问题专家们对“测禁绝”的错误纷纷自责,他们的反思效果是,以前的“苏维埃学”过于单一、功利、模子化,因此要“逾越苏维埃学”。莫蒂尔(Alexander Motyl)在其《苏维埃学、理性、民族性:论苏联的民族主义》(Sovietology, Rationality, Nationality: Coming to Grips with Nationalism in the USSR)中强调,要研究苏联的民族主义,必须从其“民族性”着手。西欧学界反思,以往单从线性的、理性的、实例的角度研究苏联历史是不够的,有需要举行综合性的国际研究。“国际研究转向”因此泛起,在此靠山下诞生了诸如《俄罗斯头脑史》(A History of Russian Thought)、《帝国:俄罗斯帝国及其竞争对手》(Empire: 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剑桥俄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等一系列代表功效。更直接的例子来自波兰裔澳大利亚籍的语言学家安娜·韦日比茨卡(Anna Wierzbicka),她在研究俄罗斯问题时接纳了新文化史的方式——研究主要语词背后的文化随同意义。在计算机的辅助下,韦日比茨卡选择了19-20世纪俄国和苏联文学作品中经常泛起的关键词,她对其举行了筛选,从早先的1000个词逐次削减到了最后的3个——灵魂(душа)、魔难(тоска)和运气(судьба)。她以为这三个词最能反映俄罗斯文化的真实面目,张建华教授赞许这种说法,并指出俄罗斯谚语也经常与这些看法相关,而且这些词也能反映俄罗斯人的历史文化。

张建华教授还分享了自己2016年6月2日至4日在慕尼黑大学加入为纪念“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举行的学术钻研会的履历。此次钻研会的主题是“俄国革命文化及其在全球的影响:语义-显示-作用”(The Culture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Its Global Impact: Semantics – Performances – Functions),他所在小组主要谈论了十月革命在东方的影响。此次集会的谈话反映了在史学新潮水靠山下西欧学界的转变,好比马丁·奥斯特(Martin Aust)做了题为《俄国革命的全球化:一些史学谈论》(“Globalizing the Russian Revolution: Some Remarks on Historiography”)的讲述;张建华教授也在会上揭晓了题为《北京“老莫餐厅”的影象:十月革命和苏联文化在现代中国形象的变迁》(“The Memory of Restaurant Moscow in Bejing: the Changes of Image of October Revolution and Soviet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的讲述。

若何确立“中国的俄罗斯学”

李剑鸣教授2012年在《探索天下史研究的新方式——“新文化史”的方式论启示》中曾写道:“……新文化史在西欧史学界已经流行了二三十年,海内学术界谈论这个话题也有十多年了,可是一直是说的多,做的少,至今还没有见到有影响的新文化史著作。”张建华教授以为这些说法还没有过时,虽然中国学界领会新文化史已经许多年了,包罗海登·怀特在内的新文化史人人也曾应邀前来中国,然则有影响的著作照样寥若晨星。对于这样的征象,张建华教授借用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话题“谁之罪”与“怎么办”举行了发问,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中国的历史学者可以以中国历史为基础,借鉴“他山之石”,确立“中国学派”的“俄罗斯学”学科。张建华教授曾就这个问题揭晓题为《历史学视角:对中国俄罗斯学的战略性思索》的文章并在其中指出,确立中国的“俄罗斯学”学科是可行的,它应当是一个多学科交织的、综合性的、多元化的、开放型的、宏观视野的学科,它应该是一个以文明史观为基础的理论体系,用来探索差别历史时期俄罗斯文明和俄罗斯文化的焦点内容和基本特点。张建华教授以为可以以中国史学传统,即“义理”、“辞章”、“考证”之学为基础,借鉴“论从史出”、“史论连系”、“经世致用”、“秉笔直书”等史德,用它举行指导,再吸收国际史学界最新的成就,确立“中国学派”的“俄罗斯学”学科。

第二,从你我做起,人人都是史学潮水观察家,人人都做历史理论家。适才谈到,巴赫金结业于圣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雅各布森结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语文系。早先在俄国甚至德国等西方国家的大学中,历史学不单独设系,而往往是历史语言系或历史哲学系的组成部门。1934年在苏联才泛起了自力的历史系,与哲学系、语言学系分居。从1755年莫斯科大学确立以来,历史和哲学、语言一直是合二为一的。正是由于这样的靠山,学习历史的学生不仅知道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历史事宜的年月,还要知道文学、艺术、哲学等等,他们接收了完整的人文知识教育。现在的西欧国家另有古典系,是“买通文史哲”的大学科。张建华教授以为,恰恰是由于巴赫金和雅各布森在大学阶段接受了这种“买通式”的专业教育,才使得他们能够在更高的高度,思索出被差别学科采取的看法。以赛亚·伯林虽然在1918年就亡命英国,并没有在俄国读大学,然则他曾在俄国接受过中学教育。相似的另有科耶夫,他是哲学家、政治学家,照样欧共体的主要创建者和欧元的主要设计者。他身世于莫斯科的巨贾家庭,其叔叔是俄国画家康定斯基(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андинский)。十月革命后,照样中学生的科耶夫曾因倒卖粮食被捕,之后他越狱,并于1919年脱离苏俄,前往德国。之后他在德国做生意,并在莱比锡大学旁听。他雇哲学家到自己家中授课,其中包罗雅斯贝尔斯,后者成为了他的博士生导师。结业之后科耶夫前往法国,由于没有国籍,他不能在大学担任教职。不外他从1933年到1939年曾在讲习班中解说精神征象学,而他的听众中有著名的头脑家拉康、雷蒙·阿隆等人。也有一些人没有亲自听科耶夫的讲座,而是间接接触了他的头脑,好比萨特和弗朗西斯·福山,后者的“历史终结论”可能与科耶夫“历史终结”的看法有关。1939年科耶夫获得法国国籍,他在战后放弃研究投身政治,成为法国驻欧共体代表,可谓一位“奇才”。以赛亚·柏林和科耶夫都在俄国接受过中学教育。在帝俄时代,俄国有三类中学:在面向民众的中学(школа)中举行基础教育;在文理中学(гимназия)中主要学习语言学、演讲、修辞等人文知识,在这里只有上层子弟学习;此外另有贵族学校(лицей),这类学校也只对贵族开放,解说人文知识。以赛亚·柏林和科耶夫就曾在这些上层的中学就读,以是他们只管没有在俄国的历史哲学系接受学术训练,但在其中学时代已经在历史、语言、哲学等方面打下了很深的基础。张建华教授以为中学、大学时代所受的教育促使一些学者成为了新文化史的向导者。

张建华教授以为,在中国的历史学家中,对历史学思潮和历史学历程掌握最好的,甚至能对历史学历程发生影响的不是那些专门从事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学者,而是那些做断代史、国别史或其他专题史的学者。好比中国史学界的葛兆光教授,虽然他从事中国传统头脑史研究,然则近年来他的著作已经从思索中国史学内部的问题拓展到思索长城内外的问题,从使用中国的本土文献转向使用域外汉字文献。葛兆光教授在做中国头脑史研究的历程中也举行了史学思索,其功效包罗了《头脑史研究课堂讲录》等。瞿林东教授虽然身为史学史家和史学理论家,但他也一直举行着隋唐史研究,并撰写了相关论著。在天下史研究领域,张建华教授以为罗荣渠先生是用现代化的史学理论开展研究的第一人。此前罗荣渠先生也做过日本、美国、拉美区域的专题史研究,恰恰是在研究了现代化的3个最常见的详细案例之后,才提出了现代化史学的基本理论,即“一元多线”的历史观。而李剑鸣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美国史,然则他近年也写了包罗《历史学家的修养和身手》在内的许多有关史学理论、史学方式论的论著。来自台湾区域的学者中也有类似的情形,王汎森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头脑史,王明珂主要研究边疆少数民族,然则他们在做自己专业史研究时也举行了深刻的反思,并揭晓了许多史学相关的论著。现在的研究生从硕士阶段最先就学习史学史与史学理论专业,可能缺乏国别史、断代史或专门史的支持,而是更多从哲学的角度思索,并没有落实到真正的史学问题上,这可能不利于历久的学术生长。

最后,张建华教授引用了果戈里的话作为结语。这位伟大的作家最初的职业曾是彼得堡大学乌克兰和欧洲史专业的编外副教授(приват-доцент),这个身份可以在正式教职空缺时填补职位。果戈里曾说:“天下史著就其确切意义而言,并不是由所有各自自力、彼此间缺少普遍联系或配合目的的民族史和国家史搜集而成的,也不是由大量时常以枯燥无味的形式显示出来的事宜聚积而成的……只管天下上诸民族或者为时间、事宜所分开,或者为高山、大海所分开,但天下史必须将所有民族的历史集合为一体,将它们统一成一个协调匀称的整体,并将它们谱写成一首壮丽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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